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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王安石变法的历史价值和启示

发布人:金宁飞   来源:本站原创   发布时间:2018-05-10    

  摘要通过对北宋政治及现状况分析,讨论王安石变法这一制度改良在实践中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和困境以及王安石所想要达到的理想目标,同时探讨其变法的具体措施和理论基础。并结合变法的展开所面对的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来讨论王安石变法的历史价值,以及对我们当代社会变革的一些启示。

  关键词:变法改革  理想冲突   价值启示  

 

引言

在任何一个时代或历史的转折中都会有许多的仁人志士挺身而出,展现出他们的历史风采。他们或为历史发展或为国运兴衰而勇担大任,以无畏的精神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坚守自己的信念。对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来说,历史同样以它固有的规律发展并向前推进着。这正是王安石所处的北宋时期,在此之前这个庞大的帝国按照它原有的秩序和方式运行着,虽然这个国家一百余年来太平无事,但人们已开始意识到这个国家的发展出现了问题,原有的的发展模式和运行方式已经开始僵化并不在适应它的发展。在王安石之前的仁宗时期就有过一次以范仲淹和韩琦等为代表的改革,史称“庆历新政”。这次改革针对的是政治体制中官僚队伍庞大,行政效率低,以及人民生活日益困苦等问题,这是在内部原有的体制下以及在外部面临辽和西夏威胁着北方和西北边疆的现实状况下的对时政进行适度调整或者说是一种改革的尝试,这次改革并未取得多少实质的成果。于是针对这个国家的发展方向和改革方式在宋神宗时期发生一场激烈的讨论。辩论双方分别是以王安石为代表的主张废掉原有的弊政重新建立起新的发展模式和国家管理制度的“革新派”和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主张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适度的修补的“保守派”。希望变法图强且立志要做大有为之君的神宗皇帝最终选择了以王安石为代表的“革新派”的政治主张力主改革。而这场关乎国家兴衰命运的改革辩论及思想斗争也贯穿了整个变法时期。

一、王安石变法的历史背景

公元960年初步统一中国北方的宋太祖赵匡胤登基改元,建立了北宋王朝。公元975年其弟赵匡义继位改元太平兴国,是为宋太宗。这两位皇帝可谓自有宋一代文治武功之最。同时也基本奠定了北宋的政治基石和根本的政治体制。概括起来可以说呈现“内紧外松”的政治模式。在其内部有一整套严密的文官制度和健全的行政机制,而对外则相对来说武备松弛。

   这导致在北宋中期,宋王朝面临着内部制度的僵化与外部势力的不断威胁的不利局面。梁启超对北宋这一政治现状有过一段概括性评述“宋之不竞,其故安在?始焉起于太祖之猜忌,中焉成于真仁之泄沓,终焉断送于朋党之挤排”虽然梁启超的概括不全竟然,但总的方面揭示了北宋在前期政治所面临的困境和导致这一现状的基本原因。这种局面的形成和延续也贯穿北宋时期乃至整个宋王朝的始终。如何改变这一现状,并使国家沿着有序良好的方向发展,成了北宋当时的精英分子所关注和讨论的焦点。

 梁启超还认为北宋的建国是以将士拥立主帅所建立的政权,这导致了宋太祖对其政权的不安“宋祖之言:‘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而不计寝门之外,大有人图焉!”当然除这一至关重要的因素外,还有就是宋真宗及仁宗朝对政治的不作为所导致的体制沉沓国家运转不灵,官僚体系和人才制度的落后等多种弊端。

面对北宋的现实状况,王安石认为在所有问题中,当务之急就是国家运转所需要的财政问题,当时的北宋的财政根本不足以支撑国家的运转所需,而且税赋沉重致使老百姓财力不足以应付巨额的税收压力,可谓民不聊生。究其根源在于民间地主豪强兼并,而且豪强地主确可以再制度上免于赋税的盘剥,加之兵役繁重所需的巨大军费开支,就兵备来说在真宗朝兵力较之太祖朝的20万增加至91万,及至仁宗时已达到125万,除此之外的官员沉沓俸禄岁以增进,且每三岁一郊祀,这些都是大把花银子的勾当还不算每年向契丹纳贡的五十万两银子的钱。所以王安石在他的《上皇帝万言书》中论到“盖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不足为天下公患也。患在理财无其道耳。今天下不见兵革之具,而元元安土乐业,人致其力,以生天下之财,然而公私尝以困穷为患者,殆亦理财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变其通耳。”认为是理财无道所导致的财政窘困。

在国防外交上的北宋王朝也是一直处于不利和被动的局面,并不是养了一百多万的兵就意味着国力强盛,在来自北方民族的威胁时不得不以每岁纳贡以求一时苟安,根源在于宋朝兵役制度的缺陷,一开国宋太祖就强调“将与卒不相习”,目的是为了防止像晚唐藩镇各有其兵相互割据的局面。在兵员素质极低的情况下加上“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北宋部队的战斗力是极低的,别说收复失地就是保卫边防都成问题。这也是为什么王安石在变法中对兵役制度进行了大力的改革的原因,究其目的也在于强盛国防并统一国家领土。

其实在仁宗朝如果能君臣一心还是能有所作为,要知道当时的政局可以说是名臣贤相云集一时,如韩琦、富弼、文彦博、欧阳修、范仲淹等,其道德文章皆可以楷模后世,如能励志改弦更张北宋振兴是大有可能的。也许是太平久了不知道呢有所谓忧患吧。等到了神宗时,一心想有所作为的神宗皇帝才开始反思大宋这百年太平以及国势日衰的的原因。

在王安石答神宗皇帝的一份关于为什么本朝享国百年天下无事之故的《本朝百年无事札子》里王安石整体的论述了当时的国势和各种弊病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无亲友群臣之议……君子非不见贵,然小人亦得厕其间。正论非不见容,然邪说亦有时而用。以诗赋记诵求天下之士,而无学校养成之法。以科名资历叙朝廷之位,而无官司课试之方。监司无检察之人,守将非选择之吏。…….交私养望者多得显官,独立营职者或见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虽有能者在职,亦无以异于庸人。农民坏于繇役,而未尝特见救恤,又不为之设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杂于疲老,而未尝申敕训练,又不为之择将,而久其疆埸之权。……其于理财,大抵无法,故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忧勤而国不强。赖非夷狄昌炽之时,又无尧、汤水旱之变,故天下无事,过于百年。虽曰人事,亦天助也……..伏惟陛下躬上圣之质,承无穷之绪,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终,则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阐明不得不变法的原因,在《上皇帝万言书》中他也系统的论述了变法的必要性和目的,这得到了神宗皇帝的赞同和支持。于是有了一段君臣之间的密切合作以求变法图强及相互扶持的千古佳话。

二、王安石变法的理想与现实的冲突

作为一个有理想和抱负的政治家王安石自然希望能通过变法达到社会的安定和繁荣,让政治能良好的运行。并希望能富国强兵不至于被内忧外患将这个国家拖入积贫积弱甚至败亡的境地。同时力主变法图强的神宗也有很大的政治抱负,他希望这次变法能改变北宋所面临的不利政治局面,同时摆脱至真宗以来的积贫积弱的社会局面,做一位大有为的君王。在这中理想的驱动下神宗皇帝与王安石在精神上达成了一种在君臣之间少有的默契。

在王安石看来变法的最终目的是想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来达到富民,富国以及强兵的目的,并在思想层面上达成一种对广泛社会价值理念的认同,王安石推行新法时不遗余力的在思想上希望达到一种对崇尚法治的广泛认同,并在变法时对儒学说进行一种新的阐释,想通过思想来强化改革的内驱动力。

这样一种对社会秩序的重新构建,既是一种技术层面的改革也是思想层面的革命。具体表现为在对官绅豪强豪商富贾所享有的特权给予有力的限制,使得中下层地主和自耕农民有发展和生存的空间不至于没兼并和盘剥。统一物价,调节市场,避免垄断,让政府能掌控市场的流通避免物价飞涨,并通过向大自然讨取财富为天下理财来解决一直困扰北宋的财政赋税问题。并通过一系列的措施来推动国家有效和良性的运转。

而这针对变法所推行的具体措施可归纳为:

(一)改革人才教育与选拔制度:在人才选拔上王安石大力推行国家选拔和学校官办相结合,以国家所须来实施人才培养,而不是单纯的以诗赋文章取士,同时在考试科目上除了传统的考试内容外王安石还增加了律法刑名方面的考试。在有就是用人不以资历为序,这也是为什么变法会使一般保守士大夫的不平之气溢于言表而强烈反对的重要原因。

(二)改革俸禄制度:针对北宋官员俸禄微薄“吏无常禄,惟以受贿为主”的现实状况,王安石推行了增俸养廉的措施,同时对新选中的士子也有一定的赏赐,“进士钱三千缗,诸科七百缗以充期集支费,”这在此前是从来没有的,以至于“一时歆羡以为盛世”。这也让贫寒的士人如释重负,不在有进士及第后的忧愁了。

(三)制定青苗法:为了限制豪强之家向农民发放高额的借贷,政府推出“青苗法”。这一措施的实施不光将豪强之家的放高利贷的权力收回,而且要求富户也许向政府借贷青苗钱十五贯,每半年交一定数额的利息,这一措施如果推行得好将为政府增加大笔的财政收入。

(四)方田均税法的推行: 在宋王朝的统治中,官僚地主是其统治的阶级基础,所以他们在税收及兵役上享有很多特权,这也从某种层度上助长了土地的兼并,赋税徭役也得不到有利的保障。于是针对这一情况王安石推行了“方田均税法”查清了地主豪强的土地隐产漏税,使之按照实际所占土地面积纳税,这一措施让既得利益者和特权阶级强烈不满以至百般住绕。

(五)推行农田水利法: 为了使农田收成提高以及扩大农田的耕种灌溉面积,能更好的提高农业生产达到向大自然讨取财富为天下理财的目的,王安石倡导大量的新修水利、整治淤田。同时采取疏导河水来淤田的方法扩大水田的面积。

(六)广泛运用和推广科学技术: 为了使变法能快速见成效,王安石广泛的采用新技术新方法。如用大型的铁爪用船拖着以疏导河里的淤泥,为了冬季也能行使航运,用脚船前设巨锥用以破冰,虽然遭到了反对新法者的讥讽,但这些方法在今天看来也并不落后,此外在修筑都城时采用机轮发土,造酒时采取连续蒸镏法,在营造宫殿时建立营造法式。这一系列的新措施都促进了北宋时期的技术创新和科技发展。

(七)为调节市场运行推行了市易法: 为了达到为天下理财的目的王安石针对不同情况,不同时节不同地区的物品以及价格进行有效的调节,这种根据市场变化进行调控的制度叫“市易法”,它的推行让原本任意操纵物价囤积居奇的富商无机可乘。

在这一系列的措施中王安石还推行了“免役”、“保甲”等方法并逐渐使原来的募兵法变为征兵法,王安石希望通过对社会各个层面改革希来达到一种社会的有序运转,并使国家在这一系列的措施中迅速的积累财富。改善原有各个方面的痼疾让社会高效的发展。并妥善的解决和缓和阶级矛盾,让北宋政权能有力的稳固。

王安石这一系列的变法既然是建立在以改变社会结构的基础上的改革;实际上是一种利益结构的调整和在分配,那么他就不可能不遭受到来至于原有既得利益者的反对,从而带来更多的社会矛盾。这样一种各阶级的矛盾和利益冲突是难以调和的。而且既得利益阶层大多集中在皇族和享有特权的士大夫手中。可以想见王安石变法所面临的现实困境。此外在思想层面的斗争和较量更为激烈和突出。

不固步自封的王安石在理想面临困境时提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 ,流俗之言言不足恤”的精神,是让人敬佩的。但事实上在王安石富国强兵的理想里不光少了许多当时社会精英的认同和支持也缺乏坚实的社会基础,在国家层面上光通过采用国家指令的方式推行新政很显然会面对严酷的现实阻碍。

变法表面上取得了短暂的成效,让国家财富迅速积累达到国库充盈。但这并不是社会在有序层面上的良性运转所带来的国家财政的充足,且这也并不是王安石所理想要达到的社会良性运转所带来的效果。而只是国家通过强有力的行政措施将社会财富进行的一次集中。这种对社会资源的集中并不是有效而优化的资源配置。在制度层面上并非有效的运转而是流于程式化的推进。这导致在执行过程中的僵化,甚至有的时候这种运转会失灵并产生更为严重的副作用。

此外在变法推行的几年里天灾不断,尤其是连年的干旱,使得原本着力成效的措施未见明显效果,这也为反对者提供了反对变法的有利口实。加上原本缺乏广泛思想基础的变法措施在推行过程中往往得不到很好的贯彻实施,而且不同地域的具体条件不同,也许对这一地方有良好效果的措施在了另一地方所带来的确是与之相反的效果。同时在实施过程中有的官员为了谋取私利通过新法变相谋私,使原本就倍受争议的改革推行艰难。

其中更激烈的思想辩论也一直没有停过,要知道他的反对派和思想辩论者可不是简简单单的政敌,他们大都是深受儒家思想沁润且反映了当时主流的思想价值观的一些人,像司马光、程颢、苏东坡等保守或持改良观点的人们,虽与王安石政见不同其但道德文章可都是能垂范一时影响后世的。在与他们的思想交锋中王安石所面临的压力就可想而知了。

我想在面对现实的冲击时王安石是痛苦的,他痛苦的不是自己而是他的政治抱负和富国强兵的理想得不到有力的实现,这在王安石是一种理想的突围,这种冲突即表现在现实的具体措施上的冲突也表现在思想层面上的冲突。

三、王安石变法的反思和启示

我们知道任何制度的更迭和变迁都不是一簇而就的,他需要一个接受和适应的过程,同时也需要与现实的切合。 任何脱离了现实或底层基础的改革都会成为空中楼阁。一种制度的更新不光需要理论的论证也需要接受现实的考验,变法是伟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去反思。对于变法的最终未能成功或者说未能如王安石所愿达到国富民强的目的,我想原因是多方面的,这一些经验教训都值得我们去思考,也能对我们当代的改革有所启示。

首先发展应顺应历史和时代的方向:历史是不断进步前进的,只有顺应时代的潮流,抓住改革的方向和现实的需要才能是使改革不偏离正常的轨道不脱离社会的发展的实际需要,反观我国当代的制度改革同样需要用历史发展的眼光去看待问题,不然就会是一种倒退。当前我国的改革之所以取得这么多辉煌的成就,源于我们对历史的尊重和顺应时代的发展,我国现在正处于一个社会发展转型的时期,问题复杂且矛盾多发,如何推动改革的有序良好的前进,这需要我们去努力和思考,我们除了总结前人给我们留下的广泛的经验教训外,同时也需要不断的创新摸索,关键的是要学会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要有一种进步的历史观,在这一点上王安石所表现出来的远见卓识是能够给我们今天已广泛的启示的。

其次改革需要与制度和立法相结合:只有单一的经济改革而无整体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不具有改革的稳固性的,所以必须在制度上形成统一的政策和立法。我们知道法律具有稳固性,只有制度立法与措施并行才能形成有效而稳固的制度。北宋时期的中国面临着许多我们今天所无法想象问题,作为中央集权的政府来说,要治理这么大一个国家它所颁布的每一条行政命令要通晓全国并得到有力的实施是不容易的,在加上不同地方存在不同的地域差异,往往存在一些地方朝令夕该。每条行政命令是否得到了有效的贯彻,高层如不能准确的掌握,那么对于变法都将造成巨大的损害,必须政令统一才能使变法有效的推进。今天我们所面对的同样是一个复杂多变的社会,加上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方有不同的地域差异和风土民情,那么就需要我们在一个稳固的制度保障下针对不同地方因地制宜的来采取适合的措施以推进我国的发展和改革。

第三在改革的过程中需要不断的反馈信息和成效:加强信息的流通性也是变法改革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在王安石变法的过程中,要想知道改革的成效所得到的信息通常并不具有可靠性,往往有一些地方官员为了冒领功劳或得到提拔不惜慌报成效,如在实施淤田法的过程中就有不少官员慌报成效,在土地丈量时慌报面积更是平凡。要知到那还是一个交通基本靠走的时代,在加上王安石所推行的变法范围之广,措施之多是前所未有的,王安石虽然设置三司条例司来总揽变法工作又遣八使巡行观查变法成效和贯彻情况。但交通不便所带来的信息不通加上地域的不同所产生差异,使得变法缺乏合理有效的信息沟通加之连年干旱使得变法实施未见明显效果,这对变法来说必然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也使变法得不到广泛的民众认同而缺乏信任基础。

第四重视人才对改革的作用:王安使所领导的变法集团中所选用的人才往往并不都是能理解王安石变法要义的,也并非都明白变法的意义,其中不乏投机的政客,他们关心的不是变法的成功能给国家人民带来多大的意义,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前程和利益。所以用人的不当也是王安石变法未能奏效的重要原因,所以尊重人才也是变法和改革成败的关键。

改革必须统一思想和施政纲领:要知道思想观念的改革远远大于具体措施的改革,在王安石变法的过程中思想层面上所依赖的是王安石所提出的新的趋向于实用的改良后的儒家思想“荆公新学”,当然也不乏将起理解为法家思想的人,这与传统儒家所的主张的不变求稳思相以及传统儒家思想里所主张的一种“君子不器”的观念是背到而驰的,而为了不与“祖宗之法”相冲突王安石也不得对儒家经典和传统制度的调和进行论证“从而避免主体理性与经典权威的冲突。在传统观念看来只有回复到久远的夏商周礼乐时代才是最理想的,但我们在王安石这里看到的是一种进步和发展的思维方式,这些都是保守派所不具备的观念,也是保守的士人所强烈反对的。这使得保守派在具体措施的实施上对新法进行围堵和阻扰外同时在思想上也对改革的进行不断的攻击,使得变法屡屡受挫。但王安石对变法的执着和面对困难的勇气让这场变法变得伟大。

王安石变法虽未能如理想一样达到它的目的,但在王安石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进步的历史观和在面对现实困境时勇于担当的牺牲精神,这是远远高于具体措施所带来的借鉴意义的,是更高的精神价值在我看来王安石在变法中的思想层面上的启示和意义要远远大于和超出其在变法具体措施上的借鉴意义。具体的措施只是一种外在的“术”,而重要的是指导“术”的“道”,即想层面上的施政纲领,要知道在那样一个传统儒家观念根深蒂固的时代里任何一种新的思想都可能被指为异端。王安石用先王之道来统一改革思想,他希望在对传统学说的改良下来达到在改革过程中思想上的一种统一,这得到了神宗皇帝的支持,熙宁五年正月神宗谓安石曰:“经术,今人人乖异,何以一道德?卿有所著可以颁行,令学者定于一。”,他命王安石提举经义局,组织学者对儒家经典进行了重新的解释。用三年的时间,王安石完成了对《诗经》《尚书》《周礼》的修订,学界称为“三经新义”,创立了“荆公新学”。“既成,颁之学官,天下号曰‘新义’”。于是荆公新学成了当时全国统一的教学用书和科举取士指定用书,此外的“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这为变法提供了理论的根据。

王安石的重新注释了儒家经典,并以此来作为全国统一的教学内容与科举教材,希望天下士人有对变法统一的思想认识。在这一观念指导下所推行的改革,突破了原有单一保守的思想,而根据时代以及发展的需要来看待我们所面对的问题,这要比具体的措施所带给我们的借鉴意义要打得大得多。

                      

王安石已经离我们远去,哪个时代的影子也只能偶尔在书本的角落里看到。然而留给我们的确是无限的遐想和不断思考。也许我们并不能真正理解王安石和他所处的时代也不能体会他所面临的境遇。但我们依然能从中找到他以及那个时代留给我们的启示。这其中有历史的教训、变法的得失当然也有王安石的忧伤。历史不会有假设,也不会重来。我们应记住一句话“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今天我们来看不光是着重王安石变法的具体借鉴意义,更多的是思考其在思想上的关照和对王安石在变法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坚定和执着。在那样一场广泛和深远的变法中如果没有坚定不移的勇气和执着的精神是无法完成的,其实我们一生所能拥有的并不多,有多少金钱和权力并不能证明什么,但如果我们留下的信念和不屈的精神能够影响后来的人们,我想没有什么比这更值得我们去追求和学习的了。王安石的变法也许并不完美也没有像他所期望的那样达到理想的目的但是他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改革精神是我们永恒的财富。在今天我们这样一个喧嚣的时代里,我们需要一种勇敢与执着的回归。在高速发展的今天,尤其是处于转型时期的现在我们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形形色色,矛盾复杂多变,社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改革。一种进步的历史观和发展的思维对于指引我们我们当前的改革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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